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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莞裕元鞋厂停工 看“中国制造”的困局_8

  招工难、原材料价格上涨、用人成本上升,是我国制造业一直所面临的问题。4月中旬发生的广东东莞裕元鞋厂上万名停工事件让中国制造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跟风的停工

  裕元鞋厂,东莞最大的工厂,隶属于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母公司又为台湾宝成集团,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在东莞高埗,裕元鞋厂有三个厂区,包括上江城裕元工业区、稍潭裕元工业区、低涌裕元工业区。

  白力所在的是上江城裕元工业区老厂。一个月前的停工事件的缘起,就是一名在厂里干了20年的女员工,已经到了50岁,达到了厂里的退休年龄,当她将自己的社保缴费单打印出来后却发现,才发现厂里并没有给她缴纳15年的社保。

  女员工发现的这一现象,经过口口相传,并且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一传十,十传百,最终几乎所有工人都知晓。4月14日下午,在裕元职业培训学校的广场,数百名工人聚集,向董事会讨说法。然而,最终没有得到令工人们满意的答复。随后第二天,停工行动开始,逾万名工人加入了停工的行列。

  自4月15日起始的停工行动,在经历了近10天后,因厂方承诺5月1日起补足社保、公积金等款项,停息了下来。

  裕元鞋厂的门口,与复工通知一起贴在墙上的,还有有一份关于调整社保、住房公积金的方案的通知,该通知由东莞裕元鞋业制品有限公司及东莞宝成鞋业有限公司联合署名,方案承诺,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均从5月1日起依法足额缴存。此外,裕元鞋厂还承诺,从5月1日起每人每月发给生活津贴230元。

  然而,白力还在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份经过自己和工友争取到的福利。因为社保和公积金,除了公司补缴的部分之后,自己也需要补缴个人的部分。我身边起码有60%的人不愿意补缴,就怕交了,也不知道以后政策会不会变化,再说,自己要出的那一份钱也要上万块。

  我听说有人不想补缴,要让厂里把该补的钱直接打进他们银行卡上,但这个在社保政策上是不被允许的。工厂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术干部对腾讯财经称。

  来自广西的刘海波,今年20岁,可已经出来打工4年,如今在裕元厂工作仅几个月。在此之前,他曾经进过10几个厂,可每个都干不长。对于社保、住房公积金,他显得更加的不在乎,这关我们什么事呢,干几个月可能就走了,给我交了也没用。

  针对此次事件,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东莞特约研究员林江表示,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工人的权益有了法律制度的保障,工人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高涨,尤其是现在新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不难想象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容易采取停工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他也表示,并不排除有人停工只是跟风,并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诉求。如同白力、刘海波等人,便是林江说的这一类。而这样的人,在白力、刘海波周围并不少。

  即使有的人不一定知道诉求什么,但老乡、工友之间会彼此产生同情的心理,且伴随着现在科技、网络的发达,传播极其容易,停工就很容易会出现。林江说。

  工人生活、工作被关在围墙里,交际圈仅是老乡、工友,再缺少社会保障,就如同生活在老家的没社保、没公共服务一样。林江说,这是社会的一种畸形变异,工厂应将工人当作公民,应该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而不应把工人只当作机器。

  微妙的转变

  只把工人当机器的时代,再也不回来了。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随之而来的是近年来制造业普遍存在的招工难现象。劳资关系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现在打工者是皇帝。东莞市桥头镇跃威模具加工厂的老板陈跃笑道。

  1997年,陈跃从广西老家来到广东打工,那时候能找到工作已经很不错了。10年打工生涯后,2007年,陈跃和弟弟创办了现在的这家加工厂。从工人到老板的身份的转变,让他对劳资关系转变的体会更深。

  2007年至2010年之间,在陈跃的厂里,学徒工不用付工资也会过来学,且学徒工源源不绝,可2010年之后,这种情况开始转变,同样是学徒工,但月薪1000元都招不到,与2010年前相比,他厂里工人的工资几乎翻了5倍,现在他厂里,18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就要10几万。

  以前我们时刻会怕被老板炒鱿鱼。陈跃说,可现在他发现,情况不一样了,员工犯了错,连稍微责备一下都不行,一骂立马辞工。他和白力一样,知道现在的打工仔和当年的自己的不同。

  陈跃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开厂,曾有一个月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本应是月底30号发工资的暂时发不出,而他朋友在25号就已经向工人们坦白延到5号发工资,可30号当天,工资没发下来,所有工人选择了停工应对。也就因这一次停工,他朋友的厂就此垮了。

  现在招工,招10个有9个均不及格,简单的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没技术,没知识,但他们提出的工资,所开的要求依然高得离谱。陈跃明显感觉,现在的工人要求更高了,而这个要求,并不只是薪金的要求,还有来自生活。

  陈跃曾经遇到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个刚从大厂辞职,到他那里应聘的90后,招工的时候,他就问我厂里面有没有旅游,吃完饭去哪里散步,周边有没有公园可以跑步。

  70后干活最卖力,80后还可以,90后完全不能用。陈跃说,目前人力已经是很大的问题,年轻一代惰性已经越来越高了,他的厂,员工最多时有58人,90后将近10个,但如今,18个人,已经没有一个90后。

  除了陈跃这样的小企业,像裕元这样的大企业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2013年财报的主席报告里写道:若干工厂员工的流失率偏高,使得成本持续上升。

  用工荒的时候,对工人会有一定的优势。学者林江称,这种情况下,工人话语权会增多,也更容易有更多的诉求。

  成本的困局

  2014年的春天,中国制造业的工人们似乎集中在表达着诉求。

  在裕元鞋厂爆发停工的同时,无独有偶,中国最主要的微波炉制造商格兰仕(中山)因工人抗议工资低于招工时承诺的标准,发生了打砸工厂的行为。

  5月初,日本卫浴设备制造商Toto在上海的工厂,同样因为薪酬结构改革问题,遭遇了员工停工事件。最终,公司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同意加薪、维持现有薪酬结构并新任命一位经理。

  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劳动成本的上涨与低利润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大,而社会保障的福利,对企业总体利润的影响不可忽视。

  白力所在的裕元集团在复工后对外宣布,预计就高埗鞋厂的员工福利金的补缴提拨作金额约3700万美元的拨备(实际金额将视员工申请及政府审批情况而定)。同时预计,因员工福利金调整及额外生活津贴费用,2014财年将将增加员工福利开支达3100万美元。二者相加,5800万美元将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财报显示,其在2014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为7020万美元。这意味着一季度的盈利超过2/3将会因为此事而抵消。

  东莞或大或小的工厂,都在不遗余力地控制着上升的成本,除了在公积金、社保上想办法,大企业们还在逐渐地将生产线搬往往越南、柬埔寨这样人工成本更低廉的国家。但是,他们发现,东南亚并没有比珠三角好多少。

  停工同样不断发生在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裕元的母公司宝成集团已于2012年锐减了51条中国生产线,陆续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尼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2014年年初,柬埔寨同样爆发了大面积的停工,5月份越南甚至发生了排华事件,政局不稳、频频停工,增大了将生产线继续搬往东南亚的风险。

  裕元在2013年年报中,把导致成本上升的因素都列了出来:多个亚洲地区,按政府法规持续上调最低工资此外,中国政府规定的社会福利费用增加,以及亚洲地区普遍发生的通货膨胀压力,亦导致整体投入成本不断向上调整。

  中小企业的账算得更细。东莞绿洲鞋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科科长姚林就对腾讯财经称,虽然公司如今的订单仍较饱和,直至7月份订单都是满的,但是原材料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让公司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

  比如皮料价格,以前是20块钱一尺,现在是25到30块一尺,工人的平均工资价也在大幅上涨,2010年前平均月薪在2000元左右,但现在已经升到了2500元。姚林说,与此相反的是,鞋子的单价并没有上涨,以前做一双鞋50元,现在仍是50元。

  经营模具加工厂的陈跃对此也颇为惆怅。他的厂里,从最多58个员工,缩减至目前的18个,但仅是这些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就要十余万。不过,好在在政府的默许下,他只需缴纳3名员工的社保。如果要让我的企业给所有员工交社保、公积金的话,肯定是承担不起的。

  加工制造业,处在产业链的最低段,本身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润,再加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制造业企业只能从工人身上做文章。林江分析称,因此企业会用不为工人缴纳社保、公积金等方式压缩成本。

  林江称,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这一行为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保证地方税收,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如果把企业逼急了,他们很可能会直接撂摊子走人,这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

  在世界工厂东莞,东莞市智通人才市场高级经理蔡小梅长期与企业打交道,也听到了许多企业的声音。对于制造业来说,特别是小工厂而言,利润率本身很低,很多工厂抱怨,如果按照法律的条条框框缴纳足额社保,一时间工厂濒临倒闭。

  负重的转型

  招工难、原材料价格上涨、用人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已经被说了很多年。

  东莞,作为世界工厂,2006年,提出了经济社会双转型升级战略;200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东莞调研时为东莞的转型升级指明方向:今天不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会被产业结构调整!。腾笼换鸟一词自那年起开始被熟知。

  林江认为,自2012年起,这种转型的压力更为迫切。人口红利消失,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作为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必须得通过技术创新,使用机器人等更多自动化的手段寻求转型升级。

  大企业小企业都在布局转型。宝成集团早在2012年的年报中,就已经提出要降低劳动力依赖,除了将生产线搬往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之外,由于产品有日渐多样复杂的趋势,故集团也更需要将更多任务序投以自动化设备来提升制造水平。

  代工帝国富士康,也在2011年,就宣布启动三年内造百万台机器人计划。2014年年初,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与谷歌的安卓系统负责人讨论了新的机器人技术,双方拟联手开发机器人。

  用不起机器人的小企业也在想办法。绿洲鞋业致力于提高工人的技术能力,通过对员工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鼓励员工参与技能培训。绿洲鞋业姚林说,本身一个组需要30人操作的流程,现在25人就可以完成,而且完成的质量更好。

  去年8月,开着模具厂的陈跃决定不再给其他人做代工,而是做自己的品牌。虽然竞争压力更大,但陈跃认为,我现在就是要靠口碑去做事,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产品,就只有我陈跃能做到。

  然而。政府和企业高喊的转型升级,几年过去后,效果究竟如何?

  广东社科院专家丁力对腾讯财经表示,如今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不理想,。如今所提的转型升级,大多仍然只是来料加工,看不出转型升级的成效。要看出效果如何,主要应看产品的附加值。

  丁力列举了一组数据: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附加值率平均水平约在30%左右,而广东仅仅是2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两个点(工业附加值率是指生产一元钱产品新创造的价值比例)。这说明广东的制造业在转型升级方面是并不理想的。

  丁力分析,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产品的核心技术、核心设备都掌握在其他国家手里,我国的制造业直到现在仍是处在来料加工阶段,而来料加工所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是非常低的。

  5月23日,海关总署公布《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优化外贸结构,促进出口升级。近一两年,李克强总理出访时,向各国推荐的是中国的高铁技术。这说明,在高层的希望中,高铁这样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应该取代低端来料加工,成为出口的主要构成。

  与此同时,在腾笼换鸟的这些年里,东莞不得不承受着GDP增速大降之痛。此前30年平均18%的增长率,到了2009年至2011年,只能连续3年在广东省排名垫底,2012年排名倒数第二。

  2013年,东莞GDP增速有所反弹,达9.8%。但林江认为,这种增长主要是靠重大项目拉上来的,而不是靠内需转化的,普通市民特别是外来务工者并不能享受GDP增长所带来的红利,这种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

  政府、企业因为转型而带来的焦灼感,在打工18年的白力身上似乎并无踪迹。虽然争取到了社保、公积金的福利,虽然社会都在呼吁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但现实的他认为,自己无法获得东莞的户籍,享受不了东莞的福利。

  假如厂里不要我的话,那就回老家去吧,在这里也没什么留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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